据冷家骥《中国盐业述要》（年11月出版）记载元代时长芦盐场共有22场，严镇场、丰财场、越支场、芦台场、石碑场、济民场、海丰场（此留存至清朝的芦台8场之7场，另一场为洪武初年增设的归化场）、三叉沽、利民、富民、惠民、阜民、厚财、阜财、利国、富国、兴国、润国、海澜、海阜、海盈诸场。

A.富国场

这里补注一点，《黄骅县志》显示，富国场场署所在地即为前两篇中所述之“上沽岭”（今上古林），上沽岭在“靖难之役，因盐民阻军南下遭杀戮”，盐场一度荒废，清乾隆《天津县志》卷9称富国场“初在静海县咸水沽，今移往天津东”，一说元大德年间置富国盐场，属沾化县。即今山东沾化县治富国镇。《清一统志·武定府》：富国场，“《旧志》载元张醇《晴云梦记》：国初因仍旧政，尽海滨之野，为十一场，各置司令司丞，典其盐政。大德初又立富国场，总十有二”。然查沾化县，其北有沧县阻隔，无法辖境北至“上沽岭”，其次大德是元成宗年号（-）与黄骅县志中所记-年间为富国场署史实不符，故排除之；

行政建制上曾属静海县咸水沽。笔者有一个推测，即关于上沽岭富国场这样的滨海盐卤之地的行政建制都与内陆纵深的州县和军事管理有关。从日常运行上说，滨海土地盐碱，且常有海浸和永定河、大清河、滏阳河等海河水系直流多、流量大而干流少且短（“肚大嘴小”）造成的结构性水灾，无法稳定种植、产出主粮，所以一般灶户盐工皆依赖内陆粮产稳定的州县；另一方面，中国历朝历代都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尤其是嘉靖朝创立“引岸专商制度”之前，封建王朝奉行赚取中间价的垄断中间商环节政策，从盐场到卖给具体的专卖商人之前的收购、转运官坨、存储护卫都是官府需要自费的环节，这一切除了不菲的财政养护开销外，维持官盐坨的安全、由盐场到官坨运输的劳力，都需要朝廷自理。

因此驻防在盐场附近的兵力和距盐场最近的产粮县共同保障了朝廷对盐场的有效统治。特别是盐产的保守与买卖都是军管，而盐场运行的粮食供应又由行政州县控制，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牵制，军队和邻海县都无法单独控制盐利的形势，这就是保障了朝廷能有效调动驻防兵力、临海州县、盐场三方任何一者的权威性与灵活性。

而当军队想要增强自身在滨海盐务问题上的独立性时，屯田垦荒就成为摆脱行政州县掣肘与朝廷钳制的手段，而朝廷为了保持这个微妙的平衡仍然不能使军队完全控制滨海屯田事务的主导权，于是形成新的行政州县建制，在增加朝廷粮秣田赋收入的同时，又能削弱旧州县在盐场问题上的影响力，形成新置州县与旧州县在供粮问题上的新平衡；同时又建立起驻屯军与新州县之间的运行和守盐问题上的新制约关系。

像上古林的富国场，最早归静海县咸水沽管，后来竟迁到运粮和粜盐交通更困难的新出露海滨区的上沽岭；而上沽岭在新海设治局成立前则在天津县与盐山县之间，具体归属虽然不甚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沽岭早已不再归静海县管辖；丰财场也几乎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从葛沽到塘沽，中间在晚清实际上就已迁至邓沽庄南开村一带，葛沽在生产上从一个盐场场署转型为一个粮食生产与南北运输的集散地，而盐务的功能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剥离，盐务重心东移；同时在葛沽设置巡检司这样一个次县级单位，也是行政州县建制化的剥离，使之实际上丧失了对丰财场直接的盐政性管辖权力，而仅仅成为滨海55个村落的保安局。

旧场署咸水沽因古时盐业发达而得名，为旧天津府八镇之一，唐隶属沧州乾符县，北宋时隶属河北东路沧州府清池县，宋沧州节度副使阿承矩为抵御辽军置戍屯田于豆子[卤亢]（音gǎng），既今咸水沽之前身。

司马光《资治通鉴-隋记五》载“平原东有豆子卤亢，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官，赀广富厚…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隋末据有河北的窦建德在刘霸道、格谦失势后成为新的割据霸主，豆子岗也自然为其领地，魏征曾做过窦氏的“起居舍人”，他对于格谦、刘霸道乃至豆子岗的记述都是值得征信的，而司马光作为接驳李唐的极近的史家，大量使用李唐的一手史料，除了李世民故意在玄武门和策动反隋问题上为自己隐恶扬美会导致失真之外，在其他资料掌握上是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的（注意，窦建德虽然姓窦，但和窦家岗/豆子卤亢没有亲缘关系，窦建德是贝州漳南人）。周汝昌考证豆子卤亢者，实为咸水沽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窦家岗”，亦作“窦家庄”、“豆各庄”，明朝改称“咸水沽”。

卤亢者，含盐分多的沼泽；豆子卤亢，亦可理解为豆草杂生的盐泽，咸水沽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卤亢”（港）字的含义通俗化了。沽者，乃三条取今天津的河流——今河北省州河、白河及秦代渔阳“沽水”的引申义称，即三河下游入海处附近土地的代称，也就是天津和天津的水域的泛称。咸水沽一名的使用，实际上反映了海河文化与卤盐文化的交融——既保持了滨海的“盐泽”符号，又通过“沽水”概念加以限定，这正是内陆的淡水河运漕务与滨海的咸水鱼盐之利经济的交汇在地域文化上的反映。

金代属河北东路清州靖海县，元代属中书省河间路清州靖海县，明代属河间府静海县，清代属天津府天津县，民国初属直隶省津海道，年废道府制，设立河北省天津县，咸水沽为县治。这里面虽然到清代咸水沽才划入天津府的附郭县天津县，但是明代开始即使用沽字结尾的称谓，充分反映了经济上豆子卤亢对于天津卫城所联系的京津漕运圈的依赖度提升，而相对的同静海县城的联系密切性受到削弱——在天津卫城设立之前，直沽寨、海津镇，本质上和葛沽、咸水沽的定位是相近的，都是负责镇御盐政的军事驻防点；但随着其土粮生产和漕粮运输的集散地地位形成，再兼有盐务与粮产就会打破治理平衡，因此可以说天津卫“静海化”了，即再次剥离了盐务与粮给、行政的多元性身份定位，天津本身的功能剥离并不直接导致静海经济区位优势的下降，而是由于他比静海更靠近京畿之地所造成的相对优势——海运与河运的枢纽位置显然是天津卫。

静海仅能偏重河运、粮运，盐运则稍显偏西；而海河口则更倚重海运、盐务，不能兼顾粮运。新的盐务中心同其经济距离内最近且能最稳定供应主粮的交换关系，是运输资源配置集中的先决条件。譬如说葛沽与大沽、邓沽，咸水沽与上沽岭，曾经的静海之于咸水沽，宝坻之于芦台，都是前者作为稳定输粮地与盐场的小循环先形成一个运输资源集中点+运输成本低地，再依托大的朝廷漕运刚需和榷盐强制制度，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大循环。大循环与小循环的交叉点往往就是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商贸中心，与之相关的区域市场的生产同样会收到这种刺激而发展。

朝廷控制的漕粮和输往内陆引岸的盐运两股运输的刚需使得运输脚力、船运也富集在这两种活动活跃的地区，特别是两者重合的地带。而民间的跨区域贩运商业无非注重两个要点——成本低即运费低，收益高即市场广、购买力强。而贩运供应者众多的地域其运价就更低，商业成本低；贩运汇集、停放密集的地带，能供应的商品种类、数量也比其他地方多，所以交换的动机、概率也大，交易的总需求也比其他地方大，商业利益的增益也就更大。所以说，刚需引发的运输资源配置重心（富集点）的偏移，导致商业交易成本低地的移动，进而带动了区域贸易中心的移动。静海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实际上就是这种交易成本优势的相对丧失。

咸水沽的改名其实反映了这种“静悄悄的变化”——天津取代静海成为长芦盐区域内陆乃至北方与运河省份，特别是东南省份商贸的一个重要节点的历程。

B.丰财场

南宋咸淳元年()建于天津葛沽镇，初系置灶煎盐。清代初期改为挖沟筑池，引海水晒盐。年迁至塘沽，管辖塘沽、新河、邓沽等处盐田。邓沽庄南开村为核心的丰财场则构成了日后塘沽盐场的主体，隆庆间裁并R.三叉沽场、道光年间裁并H.兴国场、民国裁并C.严镇场；

①葛沽镇的历史有确切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一说年前的北魏时期就有人居住于此)，北宋时葛沽为葛沽砦，并种有水稻，是宋军屯兵驻防之所，葛沽砦北面的海河当时是宋辽和宋金的界河。元朝至大三年（年）蒙古军和汉军万余人在直沽至葛沽地区屯田十万公顷，并设“镇守海口屯储亲军指挥使司”，葛沽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海河漕运的中转码头，勾连海河水域和渤海的海上交通。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变后，建都北京。专设天津卫，才有天津开埠，是海河的漕运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通过海河，南粮北调，北盐南输，葛沽都是重要的转运码头。明万历二十八年（年）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于白塘口、葛沽两处，垦田亩，其中水稻亩。明万历四十一年（年），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寓居津门。见天津荒地多，地价贱，决定开垦荒地种植水稻。

也正是这一次购田中，徐光启对海河南岸的地理情况做了一个模糊的描述。徐氏置田产二十顷，一半做围田，有历史资料记载“筑田围之，环而不断，随地形四面各为大岸。其中有小岸，岸下有水沟，以池水也，外水护内皆稼矣。”这二十顷的一半即是千亩之多。在给家里的信中写其田地位置时，称“近大江的”。而另一半的位置在“内地”，内地为海河以南。在天津市沿海村镇，用“港”字作为地域名称的多如繁星，可与津门七十二泾相媲美。在大港就有官港、津南有双港、武清有钗沽港和杨风港，静海县还有黑龙港河等不胜枚举。

这些“港”字命名的地方，其地域称谓均不读港（ｇǎｎｇ）而是读作“ｊｉǎｎｇ”。而《辞海》中“港”字是一个单音字，只读（ｊｉǎｎｇ），只有简单的二解：一是与海江湖泊相连的小河，二是港口，别无文解。这近大江所指的就是大港。从字义上来看。江，为平声，为大河的通称。而年代上沽岭人自称家乡味“黄骅县大卤亢上古林（上沽岭）”中的“卤亢”并不念江，应该是把大港误为大江了，从此人们以为常地将小站以南地区统称为大“讲”了。建国前，位于渤海西岸的滩涂上，布满星罗棋布的洼淀坑塘，有的有名，有的地方无名。大致上说来有小港、东港、张港（中塘镇张港子村）、吴港、南港和大港。

他先后4次来津，在葛沽购置田产20顷，一半近海河，作“围田”植稻，并亲自参加农事活动，对改造盐渍地总结出宝贵经验。他在《粪雍规则》中记载：“……但葛沽屯田兵又言，初年碱地不宜稻莳，下多不发，二年以后渐佳，后来更不须上粪，尤盛不碱者”葛沽由来已久的流传着一句话：先有灶离庙，后有葛沽镇。葛沽未有官府治所时，以捕鱼捉虾，熬盐制硝为主要谋生的先民住在葛沽之南大约八里许的胶脐港堡，又称南灶。并在北宋晚期时修建了一座简陋的庙宇（盐神庙后称灶离庙），供奉盐公盐母，以及护海娘娘，就是北方的天后，天妃，南方的妈祖。先民烧香祭拜，以此来佑护熬盐的盐民和出海捕鱼的渔民健康平安。灶离庙名称古怪难懂，到底作何解释，至今还在争议之中。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灶离庙是明朝时期葛沽人对南灶的盐神庙的称呼。“灶”是指熬盐之灶民，灶所，“离”字八卦中方位属南。

明成祖时期，外事无患，内事平安。国家逐渐走入建设发展的阶段，而京畿以东地区，面临大海，人迹罕至，故明成祖有意开发濒海地区。此时正好一些战功卓著的将士，就此欲解甲为民。有一批不愿意回归江苏和浙江的将士，就被明成祖恩准来到渤海之滨，胶脐港堡北八里之距的蛤沽，开荒垦田，不受赋税，任意居住。蛤沽为退海之地，人烟稀少，滩涂荒地，一望无际，来此定居的将士及其家属，跑马为界，落石为基，从此建立村庄。蛤沽之名来源于原住民，也就是明朝初期因瘟疫流行，而从南灶北迁的一部分灶民渔民。

此地因退海处留下蛤岸遗踪，故名为蛤沽。随着时间的推移，蛤沽渐为水旱重要码头，明朝在此设立漕运盐运治所，收取赋税。官府因蛤沽乃乡言俚语，难登大雅之堂，故报请朝廷为其更名。盖因此处沽水浩荡，葛草丰美之故，取其音而改为葛沽，蛤在俚语中发“葛”之音。清朝乾隆时期，乾隆皇帝数次巡幸葛沽，偏爱此处水乡田野风光，古朴优雅民风，又兼葛沽海防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拱卫京畿，所以，特在葛沽专设巡检司。当时，辖滨海地区五十五个村庄。一时，帆樯林立，舟楫穿梭，盐商富贾，风拥云集，南北海运，贸易通商，此为大埠头。经济空前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加强海防，又在葛沽镇内设立了海防同知署衙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又驻守葛沽和大沽，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英法联军不宣而战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的情况下，僧格林沁亲自在位于大沽最前线的阵地上督战指挥，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统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先后阵亡。英法联军也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赫勃身受重伤，英、法军大败而逃。此后，光绪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又亲自兼任天津海防同知署衙门长官职，时常住巡葛沽。辛亥革命后，葛沽隶属于河北省天津县管辖。一九四八年底葛沽解放，成立葛沽市。

②塘沽成陆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宋庆历八年（公元年），黄河曾3次改道北移，在天津附近入海。黄河有惊人的造陆能力。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年），塘沽陆地逐步形成。塘沽地跨海河两岸，历史上一直划河分治。北宋末期，塘沽南岸地区属宋河北路沧州清池县；北岸地区属辽南京道析津府武清县。金代，隶属关系初沿宋制。金贞元年（公元年），塘沽北岸地区属中都路大兴府香河县，大定十二年（公元年）改属宝坻县，塘沽南岸地区归属未变。元代，塘沽南岸地区仍沿旧制，北岸地区属燕京路大兴府宝坻县。至元十一年（公元年）属大都路总管府宝坻县。明永乐二年（公元年）塘沽南岸地区属河间府沧州静海县，塘沽北岸地区属顺天府通州宝坻县。清初沿袭明制，塘沽南岸地区属天津府天津县，塘沽北岸地区属顺天府宁河县。

塘沽首先在军事上发挥作用，而且长期南北两岸分治，即便到了大一统时期，朝廷也常常沿河分治与不同州县，北岸先后经历了武清县、香河县、宝坻县、宁河县；南岸先后经历了清池县、静海县、天津县，总的趋势也是县治不断东移，南岸治所有北移倾向，这与西南部的静海移往偏东北的天津卫的趋势是同步的。同时将丰财场人为的分离成南北两片。而且在盐场内部作业过程中，无论北洋、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仍然以海河为界，分出邓沽与北塘两个片区管理运作，邓沽庄-南开村一线以北到北塘的基础设施投入，到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对河南一边倒的优势。

北宁路修建后更加重了这种不平衡状态。本身在修建北宁路时就考虑的是塘沽到天津之间运费的低廉度——偏东北的方向脚力和船力资源配置充足，修铁路的沙石、铁轨等材料运费低；同时建成之后无论是列强商贸还是清廷自胥各庄等地运输军用煤铁，卸货便利与低成本也是河北岸更好，所以没有任何通往河南海滨的铁路规划。乃至日后津浦路修建时直接顺着南运河走，静海以东的河南毫无现代交通建设基础。而火车的运输便利与大运量成本分担，使得北岸对南岸的交通成本优势又呈几何级数增长，南岸的交通劣势“内卷”就日益严重。

这从年（雍正十年）河南多个盐场被诡异裁汰合并乃至绵延到北洋时期的废弃潮中就可见一斑：a.河南海滨的阜财、富民、阜民、惠民、利国五场年同年全部被裁；b.静海（西南+内陆）方向的小盐场被裁并：年兴国并入丰财场，年废严镇场，年葛沽的三叉沽盐场并入丰财场；c.丰润县不靠近铁路线的盐场也在清后期至民国时代被废弃：归化场（秦皇岛西盐务）年被废、石碑场(乐亭县石碑村)和越支场（丰润县海滨宋家营）年被废。按：海盈、海阜并入海丰，海丰又并入丰财场。

北宁路经济距离之外的盐场相继衰败破产实际上并非是这些盐场的生产能力不佳，而是稽核所还款压力之下北洋政府对运输成本造成收入损耗高的盐场“病急乱投医”的浪费。同时由于交通区位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不同加剧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分化。残酷的内卷使得南岸愈加贫穷，而收入萎缩实际上构成了海河南岸“津南鲁北”一带，即宋哲元所谓新海设治局管区内匪患的猖獗——失去了盐收，单靠粮作，即便在水土条件远胜海滨的静海都越来越不划算，更不要说盐卤之地、缺乏改造的卤亢沽之所了——就像王统照在《青纱帐》中所写的农村的破产就像炸药的引子，以高粱地匪患的形式爆发了，只不过在新海地区，土匪的背景不是红高粱的“青纱帐”，而是“长芦”——高而密的芦苇荡。

年，塘沽南岸地区属津海道天津县，塘沽北岸地区属京兆特别区宁河县。年塘沽设里公所。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塘沽南北岸地区分属河北省天津县与河北省宁河县。年，塘沽南北岸地区分属日伪政权天津县公署和宁河县公署。年1月17日塘沽地区解放，塘沽南北岸地区合治，称塘大区。

金天会三年（年）灭辽，五年（年）灭北宋后，天津地区置于北方统一的金朝政权统治之下。金贞元元年（年），由上京（今黑龙江阿城附近）迁都于燕京（今北京）后，天津北部隶中都路，大定十二年（年），分香河县东部地析置宝坻县，县治在新仓镇（今宝坻县城），计有武清、渔阳、宝坻三县；南部隶河北东路，原沧州北部地划入青州，明昌四年（年），以青州窝子口置靖海县，后改名静海县（今静海县城），是为天津地区南部置县之始。金、元时期，黄河不再由渤海湾入海，天津的海岸及河流基本稳定。自海河口到三汊口60余公里，以及自三汊口北溯潞水至杨村20公里为潮汐河流，成为一条可通航海、河漕船的良好的港内航道。金代三汊口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军事、交通要塞。宣帝贞祐元年（年），调武清县巡检完颜佐、柳口镇（今杨柳青）巡检咬住为正、副都统，戍直沽寨。这是三汊口作为直沽寨名最早的记载，当时直沽寨位于三汊河口西南岸，即今天津市狮子桥西侧的玉皇阁附近，后被人们称作小直沽。

直沽寨地处三汊口水路要津，北溯潞水（今北运河），经武清、香河、漷阴至通州，转入闸河，漕船可直达中都；南航御河及永济渠，经清州之会川、兴济，沧州之长芦镇，景州之东光、将陵，恩州之历亭、临清，大名府之馆陶、元城、魏县，以达浚州之黎阳、淇门镇；西南循漳水以达洺、磁二州，滹沱河以连献、深二州；西沿巨马河经柳口、信安，以连霸、雄二州；东经海河至泥沽与海路相连，兼有河港与海港的性质，成为海陆联运的枢纽。直沽港距中都仅一百余公里，其航路的四通八达，成为中都通向各地水路的咽喉，连接金朝广大地区的交通要津。金朝首都来自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漕粮，均取道直沽港转运至中都。史称：“自内黄经黄河来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川境内濒河十四县之粟；自漳水行御河，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洛州之馈；自衡水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这三条航线的漕船，装载各该河流域的物产，集结柳口及直沽一带。再加上巨马河及沙河来自霸、雄二州的运粮漕船，皆合于信安海壖，也集结于直沽，然后溯潞水至通州，以达京师。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年），经直沽运往中都的漕粮即达一百七十万石以上。

金朝在户部之下设置了专管漕运的“漕运司”，各港口及漕河所经之地，州、府长官皆兼“提控漕河事”，县官兼“管勾漕河事”，以加强漕运管理；每三十只漕船编为一“纲”，船户称为“纲户”，宝坻县至今还有“纲户庄”的村名。直沽港的漕运多在春、秋二季进行，“春运以冰消行，暑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由于直沽至通州的航道是逆水行漕，运输效率较低，直沽、柳口一带十余里的码头岸线，常有大量漕船滞行。章宗泰和五年（年），以漕河浅涩，曾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使直沽港的集运航道得到了改善。有金一代，直沽港作为漕粮运输的转运港口，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金代盐务官制，金代盐铁隶属户部，以户部郎中一员掌户籍、田宅、财业、盐铁诸事。设山东、宝坻、沧州、解州、辽东、西京、北京七盐使司。盐使司设盐使、副使、判官，掌理督制及收纳盐斤诸事，还设有管勾、同管勾等职，类同清代各场盐课司大使。金代在中国古代王朝集权中做的算是很不好的一个例子，这里面七盐司中4个在渤海，三个在渤海湾，可见其重要性。但是沧州、山东、宝坻本身都是主粮稳产区，所以上文说得粮盐分离的逻辑在金并未实现，等于金朝建了三个静海，而直沽则成了经济上单一的漕粮集散地，它的大循环圈和三个渤海小循环圈构不成关联性关系，仍然是各做各的，自然也就没有发生商业中心往天津卫转移的结构过程。

C.严镇场及其他

严镇场在同居镇，下辖同居坨、（大）道口坨、祁口（今做歧口）坨，场署位于河北黄骅县(今市)同善镇(疑为同居镇之讹写，《清一统志-天津府二》写作居字)。东临大海，南至海丰场界，西至唐官屯，北界丰财场，计延袤里。元至元二年至七年(—)置，属沧州分司管辖。元置司令、司丞，明置盐课司，清置盐课大使，民国置场长管理场务。全场盐滩分为东港、北港二处。清宣统三年()产盐1

D.海丰场在今黄骅海丰古镇附近，清时仍属直隶省（注意并非清代无棣县的旧名“海丰县”），有羊坨北滩、羊坨南滩、羊儿庄（G.海阜场），场署驻河北黄骅县(今黄骅市)羊儿庄。盐场东滨海，东南接山东海丰、乐陵二县境，南至庆云县境，西北至严镇场。元世祖至元二年至七年(--)置，属长芦都转运盐口；

E.越支场在今唐山丰润县海岸，宋家营。元代设置。清代沿袭其场制。民国三年()并入芦台场。民国十四年（年）盐滩被裁废。年于此兴建南堡盐场，属省管；年移交唐山地区行政公署管辖；年复归省管，并于年成为长芦盐区直供盐场。21世纪初南堡盐场占地面积平方公里，能年产海盐近万吨；

F.海盈场。场址在今河北盐山县深州。蒙古太宗二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置，隶沧州分司管理。清康熙十八年()裁归海丰场管理；G.海阜场。场址在河北盐山县(今黄骅市)羊儿庄附近。蒙古太宗二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置，隶沧州分司管辖。明隆庆三年()并入海丰场管理；H.兴国场。场址在静海县高家庄(今天津市南郊下高家庄)。元置。元明两代属青州分司管辖。清康熙十八年()裁厚财场并入。道光十二年()裁归丰财场管理；I.利国场。场址在河北盐山县韩村(今黄骅市城关)。蒙古太宗二年至元至元二十三年(--)置，隶沧州分司管辖。清雍正十年()裁；J.惠民场。场址在河北昌黎县蒲泊(今大蒲河)。元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置，隶青州分司管辖。明代隆庆三年()裁润固场并入。清康熙十八年()裁归归化场管理；K.阜民场。场址在河北盐山县常葛庄(今黄骅市常郭)。蒙古太宗二年至元至元二十三年(--)置，隶沧州分司管辖。清雍正十年()裁撤；L.富民场。场址在河北盐山县崔家口(今山东无棣县崔口镇)。蒙古太宗二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置，隶沧州分司管辖。清雍正十年()裁；M.利民场。场址在河北沧州毕孟(今黄骅市毕孟)。蒙古太宗二年至元至元二十三年(--)置，隶沧州分司管辖。清雍正十年()裁；N.阜财场。场址在河北盐山县高家湾(今海兴县高湾镇)。蒙古太宗二年至元至元二十三年(--)置，隶沧州分司管辖。明隆庆三年()裁益民场并入。清康熙十八年()裁海润场并入。雍正十年()裁撤；O.石碑场。场署设在河北乐亭县石碑村，后曾先后迁驻乐亭县阎各庄、滦州偏凉汀(今河北滦县老火车站)和抚宁县(今属河北)洋河口。盐场东至昌黎县石阁庄，南临海，西接济民场界，北逾泺河。元至元二十四年()置，属长芦都转运盐使青州分司管辖。元明置司令、司丞，清置盐课大使，民国置场知事于此管理场务。民国初年产地分为四区，共有卤沟九十五道。年裁并Q.归化场，民国十四年()裁废；P.济民场，在今河北滦南县西南五十里柏谷庄。盛产盐。《方舆纪要》卷17滦州：济民盐场，“《志》云：府境有盐场四，俱属于户部分司。一曰济民场，距分司七十里。南滨海，东极潮河，接石碑盐场。西跨运河，连丰润县越支场，亘百三十里”；Q.归化场。场署位于秦皇岛(今河北秦皇岛市)西盐务村。东至山海关接宁远县界，南临海，西至杭宁县界，北至长城，西南与石碑场接壤，计延袤四百余里。明洪武二年()置，属长芦都转运盐使青州分司管辖。清置盐课大使，民国置场长于此管理场务。康熙十八年()裁惠民场并入管理。宣统三年()产盐吨。民国三年()并入石碑场管理。次年裁废；R.三叉沽场海盐产场。场址在靖海县葛沽(今天津市南郊葛沽)附近。蒙古太宗六年()置，隶青州分司管辖。明隆庆三年()裁归丰财场管辖。